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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典常新：苏州评弹的传承之道******

经典常新：苏州评弹的传承之道

——评盛小云领衔编演的长篇弹词《娜事xin说》

潘讯（江苏省文联网络文艺传播部主任，文艺评论家）

　　如果盘点近两年长三角评弹界的演艺盛事，不能不提到由苏州评弹领军人物盛小云领衔编演的长篇弹词《娜事xin说》。去年金秋以来，《娜事xin说》在上海、苏州、无锡等地巡演，在江南听客中引发了现象级观赏热潮。

　　《娜事xin说》为什么能火？原因至少有三：一是原著的魅力。《娜事xin说》的蓝本为张恨水的长篇小说《啼笑因缘》，这是民国鸳鸯蝴蝶派的经典之作，1935年即有《啼笑因缘》弹词改编本演出，80余年来经过几代评书艺人的努力，《啼笑因缘》得以跻身评弹经典书目行列。二是盛小云的号召力。盛小云是当代评弹最为优秀的艺术家，嗓音清丽婉转，表演细腻传神，说唱《啼笑因缘》三十载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。盛小云的演出团队也是一时之选，高博文、吴新伯、施斌、吴伟东等，都是具有深厚功底和创新能力的一线演员，演出阵容可谓是苏沪两地评弹艺术家的强强联合。三是全新编演形式的吸引力。编创者从原版《啼笑因缘》中拎出樊家树与何丽娜的爱情线，重新编排出九回书，分三场演出。这种演出形式和分回设计，既非传统长篇演出形式，又不同于一般的中篇表演，三场演出既能贯通连缀又可独立成篇，近似于戏曲的“连台本戏”。这是适应剧场演出的主动调试，这种编排创新拓宽了当代评弹长篇书目的表演形式，吸引了更多层次的观众走进剧场欣赏评弹演出。

　　长篇进剧场的背后，是评弹人对当代长篇书目生存状态的焦虑与突围。近几十年来，评弹界主要编演力量都投入中短篇的创作中。作为苏州评弹生存方式和存在形式的长篇演出则处在持续衰落中，不仅传统书目丢失、表演书回萎缩，新编书目更乏善可陈。演员无书可说，观众无书可听，长篇书目的书场生存陷入尴尬之中。当代评弹并不缺乏好演员，缺的是好书——优秀长篇书目。出于对当代评弹发展症候的清醒认识，以及对评弹传承规律的深刻把握，盛小云带领她的编演团队前后耗时八年之久打造出这部《娜事xin说》，赋予了苏州弹词《啼笑因缘》以新的面貌。

　　长篇弹词《啼笑因缘》的经典性来自小说原著的恒久价值。作为通俗小说文本，《啼笑因缘》的魅力在于将言情与武侠糅合，通过曲折动人的情节讲述了一出爱情悲喜剧；在于用20世纪30年代新的时代观念来审视市民世界，来表达金钱与爱情的对峙与冲突、肉身与灵魂的合一与分离。但是小说文本并不能直接搬用到弹词表演中。作为流行于市井中的说唱艺术，弹词本在小说的基础上，经历了一个“再通俗化”的过程，评弹编演者以民间道德和市民伦理对这一出爱情悲喜剧进行了改铸。“再通俗化”的改铸，涉及情节元素的挪移、叙事节奏的调整、人物形象的重塑、美学风格的重建等多方面，这是通俗文学经典与评弹表演艺术的碰撞融汇，是评弹艺术演进与时代审美心理的交糅合流。传统不是简单保留和复说，活的传统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的重新建构。今天要创作一部“剧场版”《啼笑因缘》，就是要以当下的接受视野和文化观念对这部长篇弹词进行新的改铸。

　　《娜事xin说》的编创团队由徐檬丹、傅菊蓉、胡磊蕾三代老、中、青评弹编剧组成，他们在文本的“重新建构”上进行了积极探索。主创人员将戏剧性冲突聚焦在了这场爱情悲喜剧中最深情、最痴迷、最纠结的何丽娜身上，增写了《北洋春》《送花会》《梦咖啡》《吉祥胡同》等原创书回，推演出很多合乎情理的故事情节和细致微妙的心理刻画。通过当代的审美理念和艺术语言，强化和丰富了《啼笑因缘》的情感章回和书中人物的心路历程。盛小云重新解读了何丽娜这个人物。原创书回巧妙地嵌入传统回目中，弥合出一条完整的樊、何“恋战”叙事线，并由此映衬出何丽娜的性格命运。盛小云塑造的何丽娜，一笑一颦款款深情，举手投足楚楚动人。但是，盛小云的表演又拿捏分寸、柔中寓刚。通过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情节设计、缠绵缱绻的情感倾诉，逐步向听众揭示出在何丽娜美丽痴情的外表下，还有一条更富魅力的性格潜流。何丽娜迷恋而不沉溺、深情而又自省，她在情感冲突、爱情纠葛中“认识自己，洗练自己，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”，成为这个人物最可爱的品格。对何丽娜性格潜流的揭示与凸显，不仅是盛小云对何丽娜的成功重读，也将弹词《啼笑因缘》的审美价值推进一步。

　　当然，九回书还不是盛小云版《啼笑因缘》的全貌，《娜事xin说》应是盛小云“常说常新”愿望中的一块“试验田”。从《啼笑因缘》全书来看，拎出樊、何“恋战”的单线并不完整。张恨水写《啼笑因缘》深受《红楼梦》影响，尤其表现在书中人物的安插与塑造上。曹雪芹写人，不仅将笔下人物置于繁复的关系网络之中，还在重要人物之间构成一组对照，或者赋予主要人物一个投影与幻象。前者如薛宝钗与林黛玉，后者如贾宝玉与甄宝玉、薛宝钗与袭人、林黛玉与晴雯等。这些对照和投影，或为人物性格的诠释，或为命运轨迹的注脚，或为人生悲剧的慨叹。在《啼笑因缘》中沈凤喜与何丽娜即构成一组对照的人物关系。张恨水将二人设计成形容近似、面貌酷肖，这并非一般“小说家言”的花招把戏，实则是借用《红楼梦》的笔法，使沈凤喜与何丽娜互为映象，以命运的反差与性格的映带写出一种人生观念和美学信条。沈凤喜的命运始终处于被动状态，她被虚荣、贪婪、软弱的负面性格牵引着一步步沉入深渊，但她是一个“被侮辱被损害者”。何丽娜则始终积极地把握自己的命运，由一个虚荣佚荡的富家千金转变为洗尽铅华的时代女性，虽然其间有曲折、有跌宕，但这个过程充满正能量。因此，樊、何之恋如果脱离了樊、沈之恋的缠绕与对照，也就失去了意义。

　　期待于来者。希望盛小云领衔的编演团队能够再接再厉、常说常新，立足今天的文化姿态对小说原著与弹词传本进行再思考、再解读、再创造，“重建”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长篇弹词《啼笑因缘》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2年12月21日 16版）

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******

范瑞娟(1957年2月)

　　1月1日，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。旧的过去，新的来临了。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。

　　结婚的前几天，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，临去之前，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。我对他说：“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，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，你要小心准备了。”他却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一切事情都可公开，既合法又合道德，不用愁虑。”我笑了笑告诉他：“人心难测的，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，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，到政府去登记结婚。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，女方没有表示，急得男方满头大汗。最后女的摇了摇头，登记就没有成功。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，看你怎么办？”他调皮地说：“你要会摇头的话，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。”我不由得大笑起来，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。

　　新房里的重逢

　　结婚，事先没有通知别人。可是，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。演夜场的，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。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，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，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，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，只要他在场，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。为此，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。可是，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，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，伯鸿和他都怔了，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。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，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，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，互相喂了糖，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，大家就放过我们了。

　　袁雪芬、傅全香都要送礼，被我阻止了。但送礼的人还是有。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，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。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，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。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，它仍旧燃烧着，按照婆婆的意见，靠近烛台的墙上，悬着一个福禄袋，因为找不到铁剑，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。

　　有缘千里来相会

　　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”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，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。我和他在相识之前，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。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，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，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，有了透彻的了解，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。去年9月，我们第一次相见，不知怎的，自此以后，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，再也移不掉。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。

　　对于婚姻问题，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。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，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。但是，中国解放了，一切都变了。对于整个社会，我由痛恨而热爱，我爱一切，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。现在，艺术成了我的生命，我要把我的一生，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。

　　在蜜月里

　　结婚之后，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，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，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。早上，伯鸿知道我睡得晚，又是易被惊醒的人，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。晚上，我回到家里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。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“故事”一一讲给我听。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，回家以后，我要他提些意见，他却笑笑默不作答。怎么办呢？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：“原来嘛，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。”于是他急了，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。他是爱好戏剧的，同时还爱好音乐。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，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；也是这样，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，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。我们谈了很多问题，有融洽一致的地方，也有分歧。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：“我们懂得太少了。”因此，我们有个打算，要大量地买些书，提高我们的业务、知识和艺术修养。

　　我的丈夫

　　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、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。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，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，问他喜欢哪一种。不料他淡淡地回答：“任何一种都可以。”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，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。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。他认为：“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，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，奢侈浪费。”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，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。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。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，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。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，终于把稿子写成了。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，这也影响了我，如我曾经考虑过：“现在我演小生，将来演什么角色呢？”在这种问题面前，他是十分果断的，他表示，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。我也就决定这样做。

　　慈祥的婆婆

　　1月底，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。路过南京时，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。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，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开始我很担心，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，我的婆婆不知怎样。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，在我演出时间，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，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。我们谈得十分投机，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，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。我的担心成了多余，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。离开南京的那天，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。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，我也哭了。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。新社会是幸福的，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。可是，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。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，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，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，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。怎么办呢？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，决心不畏艰难努力。

　　(1957年2月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